来自 文物考古 2019-08-26 23:0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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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求中华夏族民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摘要:对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重要疑似具有天文观测与天象崇拜功能的考古遗址进了天文考古考察。遗址年代跨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1700年前的魏晋时代。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天文调查。首先提出对史前文明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季节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子山遗址的结构表明当时已经用天文方法正南北。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传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很可能具有宇宙图景的意义。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测系统。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腾意义重大。大朱家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似乎都没有明显的“地平历”观测环境。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出方位向圭表测影的演变。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流、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敬天崇拜的内涵,意义重大。

 

摘要:中国古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定季节的方法是观测正午日影和黄昏中星。陶寺观象台展示了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古老传统的遗迹。从认知科学史的角度看,观测日出入方位确定季节一定早于观测正午日影和昏旦中星,只是这一段历史已经延伸到文献记载和中华文明的记忆范围之外。大汶口文化出土有由太阳、云气和山峰组成的象形文字,考古学上认为大汶口文化为太昊和少昊族文化。太昊和少昊属于古史的传说时代,在天文学发展史上,可能正是观测日出入方位定季节的时代。越是在早期天文学与文明的其他方面结合越紧密,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符号文字当是既代表日出形象又指“昊”字。从古文献中还能找到这一时期宇宙观的若干遗迹。

 

  已存在“地中”概念 

关键词:大汶口符号  陶寺观象台  天文学起源  太昊  少昊

关键词:考古天文学  地平历   天象崇拜  史前文化遗迹  日出方位观测  圭影测量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1    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0  前言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所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最先出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家村的约5000 年前的一种刻画符号文字(封二)受到了最多的重视。这个符号基本有两种写法(图1)

    人类在文明的早期对天文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现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天文观测对人类生产生活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通过天文观测定季节、定方向,并由此建立起时空秩序,从而能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人类文明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文字到艺术,从居室到墓葬,从宗教场所到城市规划--无不以不同形式渗透了天文学的观念。考古天文学(Archaeoastronomy)就是利用天文学原理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揭示考古遗存中包含的天文学内涵,认识古文明中的天文学。这一学科在西方开始于19世纪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对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渐趋成熟。此后,西方考古天文学家在欧洲、西亚、北美等地的古文明中都发现了与天文有关的遗迹。

 

     第一种(图1a)较第二种(图1b)下面多出一个山形图案。这个符号后来也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有类似符号出土。该符号有时以略加变形的形态出现。

    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并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所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早期文献中零散有一些有关史前时期先民观测日月星辰定季节、定方位的记载。在由前国家社会到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天文学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如:《尚书·尧典》有四仲中星的记载;《舜典》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周礼》 有“惟王建国,辨正方位”;《 诗经》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这些文献记载都反映了天文观测对于中国早期的国家活动和城市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史实比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在这些与天文学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中国文明独特的宇宙观逐步确立起来。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此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该符号多刻画在大型陶器上,有的涂成朱红色,无疑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较早对这个符号提出解释的于省吾认为:“这个字上部的、象日形,中间的 、象云 气形,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 邵望平基本同意“旦”字说,认为下面不带“山” 的是“旦”字,下面带“山”的或许是从旦的另一个字。

    ……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唐兰认为这是“炅”字,“两个较繁,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 而另一个字却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唐兰 又认为“炅”字即“热”字,它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李学勤基本认同唐兰的观点,认为表示“日”的圆圈下面的符号为“火”。

 

图片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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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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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小淳,徐凤先,黎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何驽,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作者: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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