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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net必赢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东南文化201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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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贺云翱,男,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三国至宋元考古、区域文化史、文化遗产学等。

清溪新语

 

毛颖,女,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吴文化、青铜器、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博考古学科类属关系梳理   (6)

●清溪新语

摘要:近年来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颇为学术界关注。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认为:虽然文化遗产事业因为兴起时间及学科建设时间短暂、实践积累不足、原有学科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等原因,学术界不可避免地会对学科建设产生一些疑虑,但文化遗产学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社会性、跨学科等特点,与考古学、文物学及博物馆学等相近学科有明显的差异,其学科建设具备符合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国情发展需求的优势以及应对全球化的对策优势,教育主管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和高校应紧密结合,高校、科研机构与博物馆等应通力合作,充分借鉴先进国家特别是日韩等邻国的经验并勇于建设和创新,学术刊物积极发挥引领与平台作用,共同推进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并且,随着文化遗产学进入教育部学科名录,成熟的文化遗产学的大学科体系的建设将会得到有效推动。

陈红京(1960~),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张忠培   (6)

贺云翱,江苏宝应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和主持《东南文化》的创办,并担任多年的编辑部主任。主持的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考古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担任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小组组长。在考古学、文物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学等领域颇多建树,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多部。近年受国家和省、市政府委托主持了六十多项文化遗产、考古学、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课题,并通过大量的实践探索为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期,本刊就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对教授进行了专访。

【内容提要】目前,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体系和国家标准学科分类标准中,文博考古学科类属关系不统一。文物学始终没有获得科学界正式承认,给高校学科建设造成一定影响;考古学新升为一级学科,意味着“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生专业名称面临调整,由此将出现“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的二级学科;而将本科专业名称“博物馆学”改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又将使其与“文化遗产”学科分类不相同步。因此,文博考古学科类属关系需要统一,相关的专业名称与学科名称也应该一致。

(故宫博物院,北京)

毛颖:近期文博系统的学科和专业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文物博物馆首次作为专业纳入国家学位教育体系,可授予硕士学位。这两个与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联的专业的升级与提升,与近年来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有关,特别是中国目前从政府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这场全民遗产运动,亟需足够的理论和学术支撑,可以说,中长期内,社会发展对文化遗产专业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由此,21世纪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热议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再次进入学术界的关注视域。您长期从事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研究,请您谈谈目前我国文化遗产成为专业或学科具备哪些优势和申报条件?学科设立有哪些必要性?

【关键词】文博考古 专业名称 学科分类

【内容提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贺云翱:我个人认为,“文化遗产”要成为一个学科或者成为一个专业,目前所具备的一些优势或者说申报条件及必要性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

 

【关键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遗址保护

第一,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首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优势。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里,“文化建设”是主要目标之一,而文化遗产事业恰恰是其核心内容,这正是学科建设的重点。根据我们对世界、包括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考察,人类的每一项现代化建设事业都需要若干的学科为之培养专业人才及开展科学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多学科与之相对应,而“文化建设”却没有专门的“文化学”系。目前能够为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人才的主要是一些传统学科或基础研究学科,比如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等,这些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都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学科规范,但是,和“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文化遗产学的建设恰好适应了当代国家的战略目标,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大国,在“文化建设”中,它首先要传承、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是现在讲的中华文明复兴,复兴什么?其实首先就是要复兴我们五千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的成就和传统。文化遗产学科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优势,而且特别重视应用性研究,符合这个需求,这项工作也是填补高校学科空白和学术空白的一项创新的事业。

东南论坛

 

第二,是中国国情发展需求的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西方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略、冲击甚至是取代下开始的,存在着文化的保护、转型和建设的问题,有学者称之为“文化危机”。再一点,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把原生文明传承到今天的大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多民族的、多区域的、多板块的内部文化结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传承、复兴的任务就特别繁重和艰巨。而中华文明的复兴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认知、保护、传承、利用、创新,如果离开了文化遗产的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离开了“文化遗产学”学科的建设和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所谓的中华文明复兴也是很难顺利实现的。

遗产学视角下的“遗产”讨论   (8)

●东南论坛

第三,我们是站在社会发展的功能方面来考虑文化遗产学的。人类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动力。在早期阶段,农业文明诞生以后,政治、权力是重大的动力;到工业文明或者说到高一阶段的时候,经济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近几十年来,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遗产在西方国家具有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中国丰厚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优势资源,也可以说,中国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价值可以得到更多的运用和认知。我觉得由于文化的社会功能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核心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对中国也是一种优势,并且也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所必须采取的一种对策,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策优势。我们知道文化遗产事业已经是一项国际事业,它主要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目前很多的理念都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产物;第二就是中国面临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要参与世界遗产事业,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组织成员,是“负责任的大国”,为了保持与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事业和研究水平的同步发展,我觉得也需要建立专门的学科体系和人才队伍,这是高校应尽的责任。

简万宁,男,澳门科技大学民商法博士、澳门文化遗产导游协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澳门旅游政策与法律法规、文化遗产。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杜金鹏   (9)

毛:高校在相关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有的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成为其申报二级学科的条件,并且您本人还在南京大学创办了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请您谈谈目前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哪些优势?

【内容提要】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的“遗产”名称来源于一般生活常规的“遗产”名称,实物形态为财产,两者之间既有相同及重迭的部分,又有不同的特征。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并不仅仅着眼于其权属、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着眼于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和审美等文化价值,关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可对遗产作不同的分级和分类。遗产学专家的长期论证表明,“遗产”一词较为贴近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学科的特点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贺:高校有几个操作层面的优势:第一,目前我们拥有一批和文化遗产学相近的传统学科,比如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俗学、艺术学、古建筑学等等,有条件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加以延伸、完善、整合和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方向———文化遗产学;第二,近年来,一批高校的教师已经主动适应文化遗产事业的需求,参与了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并且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经验;第三,近年来,一些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甚至开设了专业,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培养都有文化遗产方向,这也为文化遗产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比如,2003年我们获准成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当时开展文化遗产研究的高校还极少,近几年越来越多,据我所知,迄今开设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设立本科专业的大学已经有十几家,大约有二十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都开设了文化遗产的硕士生博士生方向;第四,高校的文化遗产学建设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比如先生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议案,要求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文物局等重视、支持高校进行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再加上国际国内的宏观需求,我认为全国高校共同建设这一学科,优势是明显的。

【关键词】遗产学 文化遗产 一般生活常规的遗产 财产

【内容提要】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毛:学科建设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关键词】考古     遗址公园     大遗址保护

贺:我认为关键还是在高层,因为现在基层,比如高校、社会的积极性都很高。现在的问题就是在高层。首先从教育部来说,应对已经开展文化遗产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校,特别是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教师开展深入的调研,同时还要对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展开调研,确定学科设立的依据。从教育部来说,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在将来的学科建设中,一定会给予具体的支持和指导。其次,国家有关部委应该对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问题展开调研,给予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大力的支持。第三个关键因素是高校本身,我们都知道“钱学森之问”,因此,高校要勇于创新,勇于探索新领域,不能总是想着把新的领域装到传统学科的框架中,把一个非常有创新要求的学科砍削成适应传统学科要求的体系,而是要打破原有学科的局限,推动文化遗产学这个新学科的建设。如果说,教育主管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和高校这三支力量能够结合起来,顺应目前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社会的呼吁,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学建设的关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学人访谈

 

毛:从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化遗产专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特征等要素在学理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应该说,文化遗产学符合“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的学科设置原则,特别是综合性、交叉性等特色尤其突出,可以建设为一门新的学科。但另一方面,对于涵盖学科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疑虑:一种是质疑有无必要设立一门总括众多学科的新学科;一种是认为不应使文化遗产学过早地体系化、学科化,而是只能从某个具体的传统学科角度进入到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从而将之视为一个开放的对话体系,相关的各学科进行整合、合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走近“文化遗产学”:问题与对策——贺云翱教授专访   (14)

●遗产保护理论

贺:这两个疑虑很重要,我认为在文化遗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质疑或者说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都非常正常,体现了科学的理性精神。但为什么现在在高校一方面有很多大学在进行着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或者说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主要是文化遗产事业兴起的时间短。从世界上来看,也不过才40年左右,而中国才20年左右,从事业实践到学科建设的时间就更短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文化遗产学科的兴起大体是在20世纪中叶偏后,全球化带来文化趋同,工业化带来了生态危机和信仰危机,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的新文明成果,包括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多样性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事业,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文化遗产科学等等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当时的中国正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对文化遗产大破坏的年代;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建设没有进入国家主导的建设方向,虽然也提精神文明建设,但它和文化遗产、文化建设在内涵的广度、深度上是不一样的;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遗产运动;21世纪初,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活动在高校中间才得以逐步的兴起,迄今还不到10年。

贺云翱(1957-),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三国至宋元考古、区域文化史、文化遗产学等。
毛 颖(1966-),女,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吴文化、青铜器、文物与博物馆学。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    陈怡   (13)

第二个原因,文化遗产学科的诞生首先是实践,理论建设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目前文化遗产领域的许多知识是从西方输入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并且容纳了世界先进知识的文化遗产学体系,肯定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现在高校的实践还非常有限,甚至有的高校教师还无法深入参与实践,没有大量的实践和对学科建设的具体认识,在学科建设中是会有各种疑虑的。

【内容提要】近年来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颇为学术界关注。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认为:虽然文化遗产事业因为兴起时间及学科建设时间短暂、实践积累不足、原有学科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等原因,学术界不可避免地会对学科建设产生一些疑虑,但文化遗产学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社会性、跨学科等特点,与考古学、文物学及博物馆学等相近学科有明显的差异,其学科建设具备符合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国情发展需求的优势以及应对全球化的对策优势,教育主管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和高校应紧密结合,高校、科研机构与博物馆等应通力合作,充分借鉴先进国家特别是日韩等邻国的经验并勇于建设和创新,学术刊物积极发挥引领与平台作用,共同推进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并且,随着文化遗产学进入教育部学科名录,成熟的文化遗产学的大学科体系的建设将会得到有效推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

第三个原因,原有的学科知识和学科体系对新学科的建设也会产生阻碍作用。与文化遗产学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考古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民俗学等,基本都有了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已是高度成熟的、自成体系的学科,从中要产生一批具有新的方法、理论结构、新的知识体系的教材和教师,难度是很大的。目前很多同志原来都有自己的学科,现在要从事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就要进行知识结构的更新,要进行大量的知识补充,要从事大量的文化遗产的实践,并从中提炼出若干的概念体系,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大量的实践案例、诸多的研究领域、大量的论文和一批专著的出版,专门的讨论会议、各类专门课程的设立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这些都说明,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学科建设的成就值得充分肯定。我要说的是,质疑是必要的,学科建设成就也不容否定,建立文化遗产学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 学科建设 跨学科 文化遗产事业 对策 贺云翱

【内容提要】中国的大运河一直是炎黄子孙所珍视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的申遗热,更促使学界将大运河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之中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国际重要的遗产研究团体也对大运河这一特殊案例给予了多方关注。当前学界对于大运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等重点专题都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但与世界遗产理论体系并没有充分地接轨。因此,有必要从世界遗产体系中已有的相关文件在对大运河价值评估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探索“文化线路”对于大运河特质识别和价值研究的理论指导,从而发掘出对大运河遗产的新认识。

毛:您能否具体阐述一下您如何看待将文化遗产学建成开放体系这一观点?如果这样建设学科,需要避免什么问题?

 

【关键词】大运河     文化线路     《ICOMOS文化线路宪章》     价值评估     遗产运河     《国际运河史记名录》

贺:把文化遗产学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这非常正确。但,开放体系,或者说对话体系,应是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任务、目标、方法、学科概念、学科实践领域和学科价值的一个学科体系,它必须有自己的专门领域。我想就此展开一下:第一,现在的很多领域在文化遗产的科学概念及实践活动诞生之前是没有人涉猎,或者没有被“发现”的,包括一些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工程遗产、红色遗产、线路遗产、文化空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甚至包括大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等,原来的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文物学等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些领域,基本没有相关概念。恰恰是在文化遗产的实践和研究及学科建设中间,人们发现了诸多遗产门类,并且对其开展研究,构建了一系列的学科概念。这个不断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地对人类过去的文化创造和已有的文明成就进行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文化遗产学建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和“认定”,然后才有保护、传承、利用、发展等等任务。第二,我们强调文化遗产学具有涉及面宽、跨学科的特点,很多人会认为跨学科就是把几个学科凑在一起,然后挂一个新的名称,叫文化遗产学,这也许是一种误解。在人类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不断发现、不断发展的过程,新的学科、新的领域总是不断产生,但是新领域、新学科跟原有的学科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它会涉及到它们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跨学科”特点是指文化遗产这个新领域的诞生与它过去的相关学科是有关联性的,但是,文化遗产学与其他相关传统学科的差异也很显著,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代化”特点的学科。这个在后面我们再讨论。

遗产保护理论

 

毛:说到文化遗产或文化遗产学,总让人想起另外两个对应的、关联度极大的名词:文物与文物学。中国在2005年前一直使用古物和文物两个名词,20世纪80年代迄今,对应的学科———“文物学”的学科建设一直是学术界探讨、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随着遗产逐渐进入中国各阶层的视野,最终形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遗产运动,特别是2005年,“文物”在官方文件与场合正式扩展为“文化遗产”,一些高校院系、科研机构名称的英译文也由“文物”而变更为“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21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文物学与文化遗产学同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一扩展您有什么看法?

中国“文化遗产学”研究文献综述   (23)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    王晶   (18)

贺:2005年12月的国务院文件将原来的“文物”这个词用“文化遗产”来代替,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的学者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遗产学学科诞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从国家的文化建设方面来说,把文物事业称为文化遗产事业,包括各类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博物馆等,这是可以的;但是回到学科建设上来说,我认为用“文化遗产”的概念代替原来的“文物”的概念就有不合适的地方。一个学科如果包括范围太广,把文物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等内容都涵盖了,意味着这一学科也就没有了。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方面,应该把“文化遗产”同考古、文物、博物馆、古建筑、民俗等已有的学科区分开来,要强调文化遗产学自身的特点,包括学科的领域、独特性、方法和理论、特有的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目标和学术价值体系。

王运良(1968-),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理论及管理、博物馆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毛:遗憾的是,文物学始终没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之相关的博物馆学也因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使学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请问文化遗产学建设中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学与文物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遗产与文物的关系,但从两者研究对象与涵盖学科的复杂性的角度分析,文物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是否可以为文化遗产学提供一些镜鉴?

【内容提要】21世纪初至今,“文化遗产”的概念日渐为国人所认识、接受并实践,与此同时,“文化遗产学”的建构不断为学者、业者所关注与探讨,蔡达峰、潘如丹、曹兵武、杨志刚、苑利、孙华、贺云翱、李志超、彭兆荣、徐嵩龄、李军、张廷皓等专家学者发表了诸多论著,探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有效推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的构建。

【内容提要】隋唐大运河是一类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它贯通南北,通航长达八朝,漕运惠及全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效和最有影响力的南北经济文化资源交互传播线路。对于它的保护,首先必须开展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然后以点带面,实施重点保护。同时,还要分析问题,统筹兼顾,整体保护。

贺:您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几个学科。正如您所说,文化遗产学与文物学、博物馆学这些学科涉及到的学科点比较多、面比较宽,会不会遇到一些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长期不能形成成熟的学科。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是文化遗产学与它们的差异性。第一,考古学主要是通过发掘地下文化遗存去研究历史文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考古发掘”;文化遗产研究会利用到考古资料,但更多的遗产研究对象不需要地下发掘,诸多文化遗产的来源、发展过程、形态、特征、结构、空间分布、体系、生存环境、涉及到的社会问题、保护、利用等都可以独立展开研究。第二,我个人认为“文物学”是成立的,它的前身应该是中国古代的金石学,中国至少在宋朝就有金石学,目前一般把金石学作为考古学的前身,其实它更应该是文物学的前身,它研究的对象是出土以后的、许多是失去了地层关系的文物。文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出土以后已经进入博物馆的文物,或者是传世品,有的则是在文物公司或者是在文物市场甚至是私人收藏的文物,也就是藏品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一些地面文物。它的研究对象以“单体”为主,与文化遗产学以“文化事象”为研究对象有较大差异。文物学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紧密,可以说是博物馆建设中有重要支撑意义的一个学科。而且,如果建立了文物学,就能够把中国宋朝以来的金石学的成就衔接在这个学科体系上面。第三,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学关系的差异性就更清晰了,博物馆主要是收藏、陈列、研究文物和标本的机构,虽然近年出现少量如“生态博物馆”的新形式,或者把博物馆也当作是文化遗产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主流的、传统形态的博物馆毕竟占绝大多数,博物馆学研究的主体同文化遗产学研究的主体可以说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内容的交叉。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 研究文献 综述

【关键词】线性文化遗产     隋唐大运河

您所担心的文物学与博物馆学的困境,我觉得文化遗产学或许不存在。第一,它们的学科差异明显存在,文化遗产学既然有自己的学科领域和学科目标,它的学科基础是坚实的。第二,文化遗产学和它们的差异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文化遗产学的“现代性”。“文化遗产学”是在现代化建设中人类面临的一个有关“文化建设”问题的学科任务,或者说出现的一个学科体系,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人类过去创造并保留到今天的各种文化成就和文化事象,但是它的学科指向是“现代”和“未来”。这一点和考古学、文物学甚至是博物馆学都不一样。比如,考古学主要是发现历史、复原历史;文物学也是以“过去”作为研究目标;而博物馆的研究和文化遗产那种所涉领域的广泛性、社会性的特征是不同的。第二个是文化遗产学的社会性。文化遗产具有更加强烈的广泛的社会涉及面,我们在做文化遗产研究时,经常面对的讨论对象有专业工作者、政府官员、开发商、旅游业的主导者、文化产业开发者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当然也包括一些相关的科学工作者。就是说,一个考古学者、文物学者、博物馆学者和一个文化遗产学者在谈问题的时候,他们谈话的对象、讨论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恰体现了文化遗产学强烈的个性。第三个是文化遗产学的跨学科性。人类的文明或文化的创造中,形成的文化形态是异常复杂的,而文化遗产研究者研究某一类文化遗产时,它涉及到包括古代人类的生活、现代人的认知、现代的保护发展以及复兴的理念,涉及到的学科点、学科面更为开阔。所以,我觉得这种跨学科性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学科所不具备的。

 

 

毛:此次考古学因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的综合性、文理交叉性及学科的迅速发展、国情需求等而被新增为一级学科。文化遗产学也有相似的特征,那么考古学的学科设置与升级是否能给文化遗产学一些启迪?

遗产保护理论

●考古探索

贺:考古学这次能升为一级学科,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包括其他的相关学术领域共同努力的成果。这给文化遗产学的启示有:第一,文化遗产学的建设是任重道远的,不能心急,不能用10年、20年去和经历了百年建设的学科相比。第二,要让学科得到社会广泛的承认,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来上升为一级学科,就得要加大学科的建设力度,相关的学者能在学科建设方面更有“文化自觉”。我们现在建设文化遗产学,是身处一个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国家和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在国家大力支持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走得很快,这样下去,再用20年或者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学科建设得跟中国考古学一样,能够成为一级学科。第三,文化遗产学的建设者们现在要大力开展学科探索。现在文化遗产学作为考古学的二级学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从长远来看,升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目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称“文化遗产学”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学”?

论遗产的价值   (30)

马鞍山采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初步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马鞍山市文物管理局   (23)

毛:现在学术界主要存在这两种观点,两个方面见仁见智,都有论著发表。请谈谈您的看法。

赵红梅(1974~),女,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与旅游文化。

【内容提要】2006~2007两年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单位组织调查队对安徽马鞍山采石河流域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人员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法,调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点将台、湖熟文化时期和六朝至明清时期的遗址共24处。在调查的基础上,调查队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考察这些遗址群,分析聚落分布和演变的规律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总结了聚落变迁的轨迹和原因。

贺:我本人认为,还是应该称文化遗产学,归属于人文科学。如果是文化遗产保护学,有关专家认为,应该归属于工程科学。人文学科和工科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应该属于人文科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遗产学”主要是国家甚至是人类的文化建设和文明传承发展的一个大的学术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以技术、工程为核心的保护问题。一旦把它归属到工程科学,它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工程性的科学,这固然也很重要,不过,它和国家及人类对文化发展、建设的要求相比仍然不同。因为文化遗产学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应用研究,后者包括保护技术、规划、工程研究等。西方国家在文化遗产事业诞生的时候,强调的的确是保护和修复,比如意大利等国家往往用“文化遗产保护”来代替“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学科体系。但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第一个层面是要针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战略需求,因为它是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目标的,而“文化建设”的现代化目标是归属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第二个原因是在教育的层面上。归属于工科意味着学生培养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将技术的教育上升为主体。强调保护技术训练是对的,但在文化遗产学体系中,从发现、研究、认知到保护、管理、合理利用甚至发展等,“保护”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文化遗产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对遗产本体的综合研究包括它的文化价值研究,这是保护的基础和立足点。定位为“文化遗产学”,能够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当然也会强调保护、规划、复兴等应用研究,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跨学科性”。如果定位于“文化遗产保护学”,它对文化遗产领域那种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学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比如有若干的文化遗产领域很可能就会处于没有专门学术为之服务的状态,因为有的研究问题可能不是“保护”所能解决的。作为跨学科的、以人文科学为发展导向的文化遗产学,既解决了保护的问题,更解决了文化遗产涉及到的“保护”的基础性研究问题以及更多领域的学术认知问题,包括事业发展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

【内容提要】肇始于法国的遗产保护运动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而遗产价值却一直是个近乎扑朔迷离的话题。与一般商品相比,遗产有何特殊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如何衡量及其对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都有待于思考。从某种意义上看,“过去”之于“现在”,是古为今用的过程,亦是遗产价值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关键缘由。无论是遗产保护热、遗产研究热,还是遗产旅游热,都在判断、建构、计算与赋予这四个面相上论证着遗产的价值,进而揭示遗产价值表象下人类集团的精神实践活动。

【关键词】采石河流域     区域系统调查     聚落考古

毛:那么文化遗产学各相关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界定?比如考古学、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因为目前高校这方面的设置不很统一,随着考古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文化遗产为其下的二级学科之后,高校的设置会不会做一个相应的调整和统一?

【关键词】遗产 价值 认同 符号

 

贺:目前在全国高校中,对设置文化遗产教学方向都非常重视,而且呼声也很高,但是回到实践中来,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文化遗产学本身是一个涉及面宽广的学科方向,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的教师、成熟的教材以及相关课程的设置,其实都处于探索之中。目前从事文化遗产学的教师原来大部分从事考古学、文物和博物馆学、古建筑学等方向;有的艺术院校、民族院校往往都是原先从事民族学、民俗学或者艺术等方向的教师,这些高校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有些大学还把文化遗产学科方向设在工科,偏重于工程技术方面的教学、科研。其实目前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工程科学方面都有文化遗产学的从业人员,还有一些大学在法学系也有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机构,这种状态在一个学科的早期阶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将来学科建设的深入、学科整合的加强、学科完整体系的构建,当然也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对这个事业的整体的认知以及对整体实力的认同,一个更高层面的文化遗产学的大学科体系以及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学科体系应该会出现。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良渚时期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    张全超、汪洋、翟杨   (31)

毛:20世纪以来,我国文博事业的有关学科从设置到成熟,一方面以金石学等传统研究领域为基础,但也与吸收西方学科有关,比如近现代考古学、博物馆学很大程度上借鉴于西方。近年的遗产保护及由此形成的“遗产运动”也是如此,目前的“欧美中心”的色彩仍然浓厚,西方的理论框架、保护理念与原则、分类体系、操作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或多或少地被视作指南与圭臬;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遗产以其重要性、特殊性等也为世界遗产体系及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越来越为世界遗产界、学术界所关注。请您谈谈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使中国遗产界更好更快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与相关学科获得话语权和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考古探索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上海大学,上海;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上海)

贺:我国现代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等等,几乎所有科学的体系都是从西方传入的。文化遗产学在早期阶段毫无疑问也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作为学科发育的起点是合理的。世界上的一批发达国家已经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的高校都设立了文化遗产专业,有的称文化遗产系,有的称文化遗产学院。而目前我国高校中,设立文化遗产学系的极少,所以,我们借鉴国外已有的学科建设经验是应该的。国外有一批知名的文化遗产专家在从事文化遗产研究,他们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组织国际会议,制定国际公约,组织世界遗产的评选、监督和管理等,这些专家也应该成为我们学科建设中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但是,将西方国家从文化遗产的实践所获得的概念、理念完全移植到中国来,然后建立一个完全以西方的学术体系为基础的中国的文化遗产学,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人文学科建立在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它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许多原理、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面貌、结构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特征,它的多样性、延续性、复杂性,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文化遗产的丰厚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文化遗产学,发育文化遗产学的概念,提炼文化遗产学的理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推进学科建设,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完全可以对世界献出东方式的或者说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有中国文明特点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在学术建树、人才培养、实践参与这三个方面赢得国际的地位和尊重。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这个话语体系包容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学的概念和理念,但它是有中国特色、有东方特色的。一旦这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我们就能够对世界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对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建设和文化学科建设做出贡献,我们可以在文化遗产领域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为中国赢得国际的尊重。谈到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应该是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学习,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在于建设和创新,如果把建设和创新舍弃了,我们即使学得再多,也无法赢得尊重与地位。

论遗产的价值   (38)

【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古代人群的食谱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科技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国际科技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前沿性课题。人类骨骼的化学元素分析为重建古代居民的食谱提供了大量信息。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ICP-AES)对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良渚时期出土人骨中的Ba、Ca、Mg、Mn、P、Sr、Zn等7种化学元素测定的结果显示:发达的稲作业为该组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植物性食物;而水网密集的周边环境同时又为该时期居民提供了丰富水产品,从而极大地补充了其蛋白质的摄入。

毛:东亚各国的文化遗产和由此形成的保护理念应该是比较相近的,我们从相邻的东亚国家可以借鉴哪些经验?

徐坚(1971-),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艺术史。

766net必赢,【关键词】广富林遗址     良渚时期     人骨     元素分析

贺:韩国、日本等国家文化遗产学的建设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第一,日、韩等国把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作较好的保存,并没有把传统与现代搞得很对立,而是推动它们有机地融合。第二,它们的文化遗产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很学术化的,由学术界来操作;还有一个层面很生活化,文化遗产同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和人们的饮食起居,能够有机地连成一体,这个层面较多是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的。而我们的文化遗产事业还主要在政府和学术层面进行,民间力量没有得到发育。第三,无论日本还是韩国,都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高校的文化遗产学、文物、考古、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专业力量都比我们强,有比较庞大的人才队伍的支撑。第四,无论日常科研工作还是规划、保护、管理等,日韩等国都很重视最新的科技方法的应用,而且不同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都能发挥各自的研究特色。而我们的许多单位都是大而全,缺少特色和深度,大家都是封闭体系,互相之间交流、联系较少。只有当不同机构发育出自己的特色体系,全国才是一个整体,彼此才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关系。第五,日韩的出版事业比我们大。他们是现代的出版制度,办专业刊物、搞成果出版有很大的自由度。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考古发掘、文物研究的成果很快就可以发表出来,进入社会。以上这些方面导致了我们彼此的差异,希望我们能尽快建成一个社会参与广泛、学术机制灵活、人才充足、成果问世迅速、富有创新意识的学科体系。

【内容提要】社区考古学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的思路, 其实践仍然具有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社区考古学理念确立了社区在文化遗产管理的主体观念,廓清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对生态观念和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误解。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毛:跨学科研究应该是文化遗产学学科的建构途径,但各学科内应该怎样科学地交叉与渗透、整合与合作,如何共同参与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

【关键词】社区考古学 权力 文化遗产管理 情境考古学

江苏江都大桥窖藏青铜器    夏根林   (37)

贺:从我自身的体会来讲,从1997年参与明孝陵考古,然后从“考古”向“申报世界遗产”延伸,一直到2003年明孝陵申遗成功,期间我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案例,就是如何把一个古代的帝陵,通过考古、通过传统学科的认知,再把它向文化遗产的方向发展、提升。这个案例做完后,我获得了一些对文化遗产学的想法,2002年前后感觉到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可以作为一个学科方向来做的。2003年又选择了“宜兴紫砂工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研究,看看它作为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什么特点。目前这个项目已连续做了七八年,也获得了一些切身体会。当然,这几年实实在在地想一方面做学科建设,一方面进行教学和人才培养。我认为:中国文化遗产学建设更重要的是高校教师要积极地参与实践,只有参与大量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炼概念、进行学科建设,真正的文化遗产学才能够建设成功。近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尝试做了大量的实践,大概做了60个左右不同类别的课题,这些课题有的涉及到大区域的文化遗产体系,有的涉及到中小型城市遗产甚至是一个古镇的遗产类型的研究,其中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有文化景观,还有产业遗产等,既有基础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通过大量的课题研究,我们对文化遗产学的许多特性取得了切身的体会。如,文化遗产的“跨学科性”很明显,是贯穿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的,并不是我们要硬性地把它做成“跨学科”,而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者,就必须有跨学科的思维,有跨学科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你的成果也应该是跨学科的。它体现在你整个的学术操作过程中,你很难把它划分出什么是基础研究、什么是应用研究。也就是说,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一定会既有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既有对遗产的本体研究,又有对这一遗产本身的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文化遗产学者的培养也应该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式和程序,比如,知识结构的构成,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参与社会的科研实践,也应该是这样一套教学模式,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才是真正的跨学科要求。第三个方面,比如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在人员构成上也是跨学科的:有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学的;有自然遗产方面的,如地质、地理方面的;有搞规划的,还有做信息科学的,等等。我们强调要达到文化遗产学的研究目标,首先研究的团队必须是跨学科的,所以,研究人员在进入研究所后,就已经不是原学科的人员了,而是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参与者,必须服从文化遗产学研究的程序要求和学科的架构要求。文化遗产学的课题,不是规划的课题也不是考古的课题,必须跳出原有学科知识的限制,上升到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又是根据我们对文化遗产学的理解,就是上面讲到的,以文化遗产事象认知、保护、复兴为本体,顺应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文化建设的理念,服从于国家或地域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要求的这样一个学科追求。我们强调的是把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背景的人整合到一个新的学科平台上,打破原来各自学科的分隔。像这样一个研究队伍的组织,在现在的大学体制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受到学科之间比如行政的限制、学科知识的限制、资源的限制等,很难建成一个真正服务于文化遗产学建设和实践要求的学科队伍,所以,我们也是在探索之中。

 

(江都市博物馆,江苏江都)

毛:要完成文化遗产学科的设置及建设,学科纽带上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等单位应该如何履行各自的使命与责任?

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45)

【内容提要】江苏江都市大桥镇果园场窖藏出土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其中的组合灯盏、鹿纹高足杯、大铜托盘等较具特色,为研究南朝晚期的日用铜器、炊饮用具、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贺:如果我们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等等这些单位都看作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体系中的一个节点的话,应该讲,他们都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功能。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各自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而是合作不够的问题。不同体系加强合作极其重要。文化遗产教学与科研机构、保护管理机构、博物馆等等应该为了文化遗产事业加强合作,通过制定战略合作协议,或者制定战略合作框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项目保护的实践、国际交流与合作,包括学术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可惜目前这种合作还远远不够,甚至在很多地方根本就见不到。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特别希望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得到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学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大学培养这些人才时也需要经费投入和实践机会,现在这方面的社会支持还很少,这也是目前文化遗产学建设和文化遗产高端人才培养方面显得明显不足的原因之一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推动文化遗产学学科领域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共同实现他们的使命和责任是当前的重要挑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泗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关键词】江都     南朝     窖藏     青铜器

毛:学科的建设也离不开学术刊物的作用。您曾经是一位成功的杂志人,是《东南文化》的创办者,您认为学术期刊在这一学科建设过程中应怎样发挥平台与引领作用?

【内容提要】2011年3~4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泗县刘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示一批汉至唐宋遗迹。其中,唐宋汴河北堤的发现,在隋唐大运河泗县段尚属首次;宋代踩踏面及相关遗迹的发现反映了汴河漕运的繁华;北宋末至南宋初土坑墓的发现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的汴河废弃时代。

 

贺:简单地讲,《东南文化》从创刊时强调“文化”这个理念,到21世纪发展成为强调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成果发表的刊物,既继承了刊物过去的特色,同时还获得了一种新的提升,完全符合目前我们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对复兴中华文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推动中国文明在世界上赢得地位和尊重等现代建设的需求,也符合文化遗产学建设近年来迅速发展、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形势需求。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建设,大量的学术成果的发表、交流,学术队伍的培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学术刊物,学术刊物在学术成果的组织、学术方向的引领、学术队伍的整合、学术信息的提供、国内外学术的交流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近些年《东南文化》确实在文化遗产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的有关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也可以说是目前在中国文博界的刊物中发表文化遗产学成果数量最多、最有分量的一个刊物。所以,我认为,已有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至于未来如何发挥平台和引领作用,我认为:首先要看有没有学科建设的使命感,是否愿意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学、也为世界文化遗产学进行学术组织、学术引领工作,包括学术成果的集束性发表。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才能够积极主动地与国内外文化遗产学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联系与合作。刊物的组织、引领和推动,能让学者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变成论文、成果,变成成熟的思想。其次,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应该不论作者名头,要注重学术质量,很多学术刊物都看重作者的职称或要求是某些课题等。资深学者愿意在文化遗产学方面进行知识结构的转型,能够把学术成果集中拿到《东南文化》发表,这当然很好。但我认为高校中从事文化遗产学研究的博士生、博士后也是一支生力军,他们的思想更敏锐,更具有创新意识,更勇于挑战原来的学科体系,更积极地参与文化遗产的社会实践,与国际上也有更好的信息交流,《东南文化》应该爱惜这一批人才,通过反复的交流、修改,推动他们形成较成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那么未来的中国就可以通过《东南文化》来培养一批学者群。第三,要主动参与、介入文化遗产学的建设,包括组织文化遗产学的学术会议,组织论坛、专题讨论会,推动学术建设。另外也要主动与高校以及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建立密切的信息往来,捕捉和把握他们的学术动态,争取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第四,作为志在推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刊物,应该加强理论引导、理论建设,加强学科概念的发育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这方面应该在刊物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另外,也可以发表一些相关的书评、国外的信息,现在《东南文化》在文化遗产学的建设方面,对国外的动态关注不多,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刘圩遗址 汉至唐宋 踩踏面 汴河北堤

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    程义、姚晨辰、严建蔚   (41)

毛:今天是我国第27个教师节,您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接受我们关于学科建设的专访,为我们剖析了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优势及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我觉得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相信这次专访将有效促进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共同推进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希望您即将成文的《文化遗产学再论》能早日在本刊与广大读者见面。谢谢您!

 

(苏州博物馆, 江苏苏州)

贺:谢谢!

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57)

【内容提要】林屋洞号称道教第九洞天,是历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地点,1982年出土了梁代石碑、五代神像、金龙、玉简、陶瓷等遗物,其中金龙、玉简、金钮等唐五代宋时期的道教投龙遗物,是目前单一地点发现的数量最多、组合最齐全的投龙遗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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