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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史着作述评,探索史学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

第一,依据梁启超的“做法”,在其划定的范围内展开论述。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设五章:为史官、史籍名着述评、史体、历史哲学、史学之新趋势。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分上下编,上编三章曰: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中国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和职守;下编十章曰:古代之史学、两汉之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隋唐之史学、刘知几、五代宋之史学、郑樵、元朝清之史学、章学诚、民国以来之史学,书末两节,专门介绍新史学与梁启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列九章,目次为:导言、古代史官概述、古代史家与史籍、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汉以后之史官制度、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清代史家之成就。就此,还有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于“绪论”论史之起源、史臣与史官、史体流变、史籍类别、史学,然后分章介绍古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及其他诸史、刘知几与《史通》、郑樵与《通志》、清初浙东史学、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史学界之新曙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以“历史的起源及演出、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的诸篇架构,亦是沿循了梁启超的“思路”,在这类着作中,以金毓黻的书最为精湛,可以说是具体而完整地实践了梁任公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以之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撰着的主流。

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着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着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

第四,史论式的着述。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一部分“中国史学之起源”,论述“史”字本谊,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书记官云史、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追记伪托之史,历史之萌芽;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分述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书后附录《太史公解》、《汉十二世着纪考》两文。书名“通论”,内容实为史学史专题研究。以“史学通论”阐述史学史者,还有陈汉章、赵吟秋、周容、杨鸿烈等人的着作。从后三种情况的着述看,尽管各有特点,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没有走出梁氏设定的圈子。怎样突破梁启超的“做法”,开辟中国史学史着作的新道路,这是20世纪后半叶学人思考与探索的主要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着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一写法虽然照顾了史学史与通史的关系,使读者能够了解各社会形态下史学的的变化情况,而实际上,史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通史,各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奴隶社会史学与封建社会史学是否也有本质的区别还很难说,因此,史学自身发展的真相就难以表述清楚。

■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着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

50-60年代,刘节于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讲义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中国史学史稿》,虽然在体例结构方面仍依据了梁氏的“做法”,但在各个断代史学“概观”中,注意摸索、归纳史学发展的规律,并注意各代学术思想的论述,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比,内容识见都显示了新的风格。遗憾的是这部书未经作者生前最后校定,不免瑕疵。1964年,白寿彝发表了《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白寿彝学术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5至597页)以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为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与内容。吴泽、杨翼骧、尹达、仓修良等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实践,探索新的道路。80年代以后,一大批论着问世,或按照社会形态,或列序断代,论述史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杨翼骧先生以勤苦、扎实的功力,推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有杜维运试图从世界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史学史,撰出融贯中西的着作。至此,中国史学史着作突破了梁启超的范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探索与发展历程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着作,姚名达于1925年曾欲撰《中国史学史》,用力二年,但未成书。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多与编译介绍日本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批判封建旧史学、探讨中国历史撰着体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有关着述,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横阳翼天氏编《中国历史·首编》,吕瑞庭、赵征璧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曹佐熙着《史学通论》等。曹氏《通论》自称“究心史道,探颐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书凡七篇,目次为: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还有卢绍稷、罗元鲲、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学“通论”、“概论”中,论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综观所有论着,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袭用了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与浮田和民的着作。

理论研讨日趋热烈

从中国史学史专着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看,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有四种情况: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

第二,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史概要》为代表,全书七章,曰:中国史学之起源、纪传史上、纪传史下、编年史、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史学史。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以“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明清”为目,分设四章,首述晚周文、史、哲三时段与史学三派系及其历史哲学,三派系即北方功利派、东方圣智派,还有东方前期文化与史学、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杂家学说与司马迁等;继述魏晋学术、江左清谈、六代文与史学,史例之进步,史体之发达,南学、北学与古史学、唐修晋书五史与汉书学等;再述天宝后之文哲与史学,新学、洛学与史学,经制、义理、事功诸派学说,三派末派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最后是正德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义理、考据诸派之史学,道咸学术与史学再兴,最近史学之动向等,这部讲义在内容和编撰方法上均有特点。

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着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着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着作,即朱杰勤着《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着《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着《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着《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着《中国史学史》、谢贵安着《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着《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参见谢保成着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史学史断代与专题研究的着作不断增多,诸如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和《中国史学思想史》、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许兆昌《周代史官制度研究》、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研究》、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等等。台湾出版的有关着作有逯耀东《魏晋南北朝史学》、杜维运《清代史家与史学》、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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